为自己保留一点记忆

（来源：廊坊日报）

转自：廊坊日报

■李伟明

《平常人事》是我出版的第二本书。2007年3月出版第一本小书《我想我说》之后，意犹未尽。出书的冲动还在继续着，真是“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于是很快便谋划着第二本书。到了当年12月，《平常人事》就在同一家出版社大众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

与杂文集《我想我说》不同，《平常人事》是一本写人记事的散文集。全书共收录52篇文章，分为“亲朋印记”“岁月留痕”“江湖纪事”“生活幻影”“学士列传”五辑。其中，前四辑写于1997年至2007年（也就是参加工作以来至该书出版那一年），“学士列传”则写于1993年至1995年（当时正读大学）。

这本书在容量上，比《我想我说》还要小，大32开，总共154个页码。文章篇幅都不长，每篇一两千字而已，加在一起还是显得太单薄了。而且，和第一本书一样，缺乏前言后记之类的说明文字。正因为如此，觉得有必要为它补一篇文字，尽管它早就被人遗忘了，或者说从来就没有被人记起过。

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些所谓的“散文”，记录的都是些普通的人与事，写作手法也是传统的。“亲朋印记”“岁月留痕”“江湖纪事”这三个部分的32篇文章，可以说是写实的，不管是人还是事。“生活幻影”“学士列传”则带上了一定的虚构色彩，本来是想把它们写成小小说的，但觉得情节还不达标，于是当作散文处理了。当然，也是因为要出这本集子，同类作品数量不够，所以将这种文体有点模糊的文章拉进了这个阵营。关于散文是否可以虚构的问题，曾经有过争论。我认为，散文当然是可以存在虚构成分的，如果完全纪实，那就可能归到新闻或文史系列去了。事实上，很多散文，无论是情节还是情绪，怎么可能完全真实？写作时，已是时过境迁，不可能百分百还原当时的情形。还有，散文家族又分为若干品种，有些原本就属于虚构的（比如寓言）。因此，对这个问题，也许不必过于拘泥。

出这本书时，本来不想考虑学生时代的稿件（觉得幼稚了），但为什么还是把写于大学时代的“学士列传”收进去了呢？说起来，我对这一批文章（共12篇）还是比较喜欢的，实在不忍心让它们遗失。这些文章源于身边的生活，写得也还算鲜活，在当时，一度引起不少同学和老师的共鸣，甚至还有黑龙江《新青年》、广西《三月三》等刊物的编辑在寄样刊时专门附信鼓励我。学校中文系写作教研室主任方春老师以前不认识我，在我毕业时，看了这批文章之后，说人物形象很鲜明，这篇让他想起教过的某学生，那篇又像是某一届的另一个学生，等等。为此，他很希望我留校当写作课教师，并郑重向有关领导推荐。虽我本人并无留校之意，但方老师这份热心，让我一直深深感动。读大学时，写的东西逾百篇，“学士列传”这个系列给我带来的稿费最可观。当时，最多的一篇达到120元（发在《粤港信息日报》），而那时一个月的伙食费不过四五十元。也就是说，这批稿件，随便哪一篇的稿费，都足够解决我一个月以上的生活花费。虽说“文章不为稻粱谋”，但对于一个正宗的穷学生来说，是非常可观的。现在回首，其实这个系列完全可以再写一些篇章，可是那时也许肚里没货，也许不够勤奋，竟然才写了区区12篇就没有继续写下去了。

年轻时阅历不够，思考力不足，所以写东西思路打不开，基本上是简单地就事说事，不仅写得少，而且写得浅。把这批文章收集起来，也只是为了方便自己保存而已，纯属自娱自乐。文字是心路的见证，只要是出于自己的笔端，它就是真诚的，不会骗人。对我辈业余写作者而言，写作的意义可能也在于此，努力为自己保留一点回忆。就像更多的人喜欢以摄影摄像的方式记录自己的过去，你能说它们没有意义吗？只要自己觉得有意义，大概就值得去做吧！

当然，写得少虽然和阅历简单有关，但根源还是动力不足，惰性太重。我常常感叹：出书方知写得少。平时与一些业余写点小文章的朋友交流，我便对他们说，你先辑录一本集子试试，就知道到底写了多少。自然，他们把稿件一整理，就发现根本不够出一本小书，或者不够出一本同体裁的小书。有人说，写作不以数量论英雄。但另一方面是，在数量有限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保证出书的质量呢？起码要有个选择的空间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时不时出一本书，还真可以倒逼自己多动笔。所以，近些年，我力争每年出一本书，以这种方式迫使自己不敢过于偷懒。

《平常人事》出版以后，写人记事的文章写得极少。并非无事可记，而是觉得时候不到，而且这种事情没有时效性，让时间把它们沉淀以后再写也无妨。生活中的很多事，对经历者而言其实还是挺有价值的。我想，也许，到时候，还得集中写一批这样的文章，为自己多保存一些有意思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