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微光，初心如炬

法槌落下的瞬间，我总会想起十九年前在大学图书馆读到的那句话：“法律是冰冷的，但执掌法律的人应当有温度。”从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再到员额法官，从民庭到刑庭又到行政庭，司法路上，我在法庭上，见到了太多的纷争与泪水，也愈发懂得：法袍之下，那颗“如我在诉”的心，与坚守的底线同样重要。

初心启蒙：以共情破茧，读懂争执背后的真心

初入法院，是新奇，是热爱，是梦想中的殿堂走进现实。跟着师父办理的第一个案子是两兄弟关于房屋产权的纠纷。因弟弟长年在外不回家，哥哥将该房子修葺好占为己有，并办了产权证，昔日兄弟由此结怨十几年。

弟弟将哥哥告上法庭。开庭前，兄弟俩剑拔弩张，吵得面红耳赤，此刻的氛围让初出茅庐的我一脸茫然、不知所措，满脑子翻涌着“财产分割”“分家析产”这些字眼的法条。相反，师父泰然处之，将庭审安排得井然有序，确认好勘验时间就让兄弟俩先回去了。我纳闷地问师父：“有契为凭，事实清楚为何不直接判决呢？”师父道：“一纸文书并不能将两兄弟十几年的恩怨彻底化解，后续腾房执行怕是难上加难，法庭不是辩论赛，先听懂他们没说出口的话。”那一刻，让我意识到，“如我在诉”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能力，是放下预判，走进他人的命运里去。

房屋勘验那天，站在承载童年记忆的老房子前，像是一场时空对话，师父很自然地打开了两兄弟的话匣子，他们强硬的态度均有了缓和。经过多次沟通，双方对于房子归属达成了一致意见。签完调解协议那一刻，两兄弟朝我们腼腆地笑了笑。那笑容让我忽然明白，法官的职责不仅是判断对错，更需用心发现争执背后的真心。

匠心成长：以同理为尺，丈量法理之内的温度

当法袍第一次披在肩上，当法槌在掌心传来沉甸甸的声音，我知道，大学时的梦想此刻踏上征程。办案年限渐长，我逐渐学会在案卷的字里行间捕捉真相，在当事人的言语之外读懂真意，但终有些案子，会在夜深人静时让我反复思量。

我刚到人民法庭，就遇到了一起离婚纠纷。案件最棘手的不是离婚，而是如何处理两个儿子的抚养问题。弟弟是个自闭症儿童，父母双方都推脱，表达出抚养这样一个孩子所带来的困难。哥哥刚满八周岁，身体康健，双方都抢着要。在与哥哥聊天的过程中，我深感哥哥比同龄人懂事，体谅父母的不易，明明内心希望与母亲一同生活，憎恶父亲对家庭的不管不顾，但基于弟弟的特殊情形却作出让步，愿意跟随父亲，道出一句：“他一出生就很不幸，我不希望他更加不幸，所以他跟妈妈最好。”

此刻，我无论是从母亲的角色还是从裁判者的角色，都被眼前这个小男孩的成熟懂事所打动，我想我应该守护孩子真正的幸福。为了避免让本来就不幸的家庭雪上加霜，那更需要我们用情、用心地去挖掘并唤醒他们内心柔软的情感与良知。在我们不断调解下，男孩父母终于作了让步，母亲承担起照顾小儿子康复的责任；父亲承担小儿子康复的经济基础。那一刻我更加确信，司法的天平从来不是机械的条款适用，而是将心比心的丈量。

公心笃定：以坚守立界，锚定情理之间的正义

作为女性法官，常被问及你是否更容易心软，在办案的某一刻你是否同情心泛滥。我常在思考如何平衡情理与法理，不让怜悯替代理性。

我渐渐理解，所谓的“心软”，其实是愿意倾听的温柔，是能看见劳务纠纷中攥皱的工资条背后那是一家人的温饱，是消费者在每张票根中所曾托付的信任，是父母争夺抚养权时那句“孩子怕黑”背后放不下的牵挂。但共情从不意味着模糊法律的边界。我曾处理一起抚养权变更案，男方以女方常年出差为由要求孩子改由自己抚养，却隐瞒了再婚后计划将孩子送回老家由奶奶抚养的事实。调查中，孩子悄悄对我说：“还是想跟着妈妈，妈妈无论多忙每晚都会给我读故事。”女方也拿出调整工作证明、家校联系记录。庭审结束，孩子的奶奶当场扬言若诉请得不到支持就跟法官干到底，但我最终驳回了男方的诉求。宣判后，孩子的奶奶斥责我“不近人情”，我只能回应：“我的责任，既不让天平倾向强势，也不以怜悯替代理性。”

法袍之重，重在每一次开庭的专注、每一次翻阅卷宗的慎重、每一次调解时的真诚。十四年来，我审理的案件早已逾千，敲响法槌的次数难以记清，但许多眼神、许多握手、许多释然的身影，却长久地留在了心里。我依然会沉浸在案牍中加班梳理，会在当事人流泪时递上纸巾，会在判决书写完后再次自问：是否真正理解了他们的处境？是否找到了法律与情理之间最契合的那个点？

有人说法官是正义的守门人，但我更愿把自己看作一名行走在诉途中的同行者——以“如我在诉”的意识，陪伴当事人穿过纷争的迷雾，揭开真相，让每一个人都能在法律照耀之处，寻得属于自己的那份解答。

这条路没有终点，而我仍将带着最初的热望与敬畏，一步一步走下去，书写自己的微光。

人民法院报·2版

作者

毛优优（作者单位：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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