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扩围提质的突破口

2025年中央经济会议提出，要“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是构建国家科技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战略部署。对标美国硅谷等世界顶尖科创高地，上海（长三角）在原始创新策源、产业主导能力、区域协同治理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应以此次“扩围提质”为契机，从体制机制破局，围绕源头、产业、生态三大维度，打破行政壁垒，优化创新生态，将长三角打造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共同体。2026年6月27日，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同济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二十三届（2026）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分论坛“国际科创中心扩围：挑战与机遇”在同济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围绕会议主题，建言献策。现将其核心观点和政策建议梳理和总结如下。

一、对标世界顶尖科创高地的突出短板

1. 原始创新“高原多、高峰少”，世界级策源能力不足

长三角科技论文、专利和科研机构数量居全国前列，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理论、颠覆性技术和标志性成果仍然偏少。

一是早期基础研究投入和早期融资比例较低。2026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数据显示，美国波士华地区的基础研究占研发费用比例达到18%，长三角仅约6%。英国中南部区域获得早期融资轮次的企业数量占比达74%，北美五大湖区域达71%，而长三角是37%。

二是成果质量和学科“尖度”不够。美国波士华地区的高被引论文数达4.1万篇，长三角只有2.4万篇。《科学》杂志2025年发布的十大科学突破有三项诞生于中国，但均非长三角地区。

三是全球开放科学平台缺位。全球具有影响力的综合性学术文献数据库主要包括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和维普资讯，其中前两家位于北京、维普资讯位于重庆，长三角地区尚缺乏同等规模和市场影响力的综合性科研文献数据平台，更多处于数据生产者和使用者地位。

四是一流大学和拔尖创新人才仍不足，留住学子的土壤不够肥沃。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国内获奖者屈指可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新发布的《博士学位普查报告》显示，STEM外籍博士生中中国籍的博士生占比高达36%，中国成为美国高端科研人才最大的来源国之一。

2.科技企业“数量多、领军少”，产业主导能力不强

长三角拥有大量科技型企业，2025年有132家科创板上市企业，超8500家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但缺少能够定义技术路线、组织全球创新网络、引领产业变革的世界级科技企业。

一是头部企业研发投入差距明显。欧盟执委会发布的《2025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板》显示，全球研发投入前十强企业中，美国企业占据多数。对于全球研发投入2500强企业的投入总额，美国硅谷超2800亿欧元，长三角才500多亿欧元，差异明显。即使在内部比较，长三角前10强企业研发投入只有240亿欧元，而珠三角500多亿欧元，京津冀300多亿欧元。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制约了前沿技术突破和高端人才集聚。

二是全球创新网络地位偏弱。2024年硅谷企业海外研发中心超过2200个，而2025年长三角也仅约320个，不足其七分之一。

三是成果转化链条仍有断点。高校院所成果数量较多，但概念验证、中试放大、工程化开发和商业推广能力不足。技术经理人、专业化转化机构和早期耐心资本供给不足，创新链与产业链尚未形成顺畅衔接。

3.区域合作“项目多、机制弱”，行政壁垒仍然突出

长三角已形成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等合作载体，但现有治理体系仍以属地管理为基础，与创新活动跨区域、网络化的特点不相适应。

一是财政、审计和国资规则存在属地限制。上海财政资金支持购买的中试设备放在江苏、上海机构为浙江项目提供孵化服务、上海企业跨省投资研发项目，均可能面临资金使用、资产归属和审计合规问题。财政投入、设备资产、企业注册和项目产出被要求在同一行政区域闭环，制约创新要素按市场规律流动。

二是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缺失。跨区域项目形成的GDP、税收、知识产权收益如何分配，各地投入成本和项目失败风险如何承担，仍主要依靠“一事一议”，缺乏稳定、透明、可复制的制度安排。

三是产业同质化竞争仍然存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光伏、新能源汽车等热门产业在多地重复布局，一些地方通过补贴、土地和低成本政策争夺项目，容易造成资源分散和低水平竞争，尚未形成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体系。

二、打造“无围墙”的区域创新共同体

1.建立一体化治理和跨区域制度试验机制

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上海长三角技术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庆提出，应推广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一个核心团队、一套运行机制、一体化建设和管理”的经验，使团队建设、服务需求、技术经纪人队伍、创新投入机制、成果转化链条均“一体化”。具体而言，采用诸如参股和控股若干家小的研发公司集团的创新体制，使110家研发载体作为独立法人与总部共享品牌；与建立长三角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联合创新中心，共同解决技术难题，如上海复宏汉霖在中心技术经纪人帮助下，借助华东理工和江苏企业共同完成抗体药物国产化技术的开发和产业化。此外，围绕科研资金跨区域使用、设备异地放置和国有机构跨省投资等问题，设立科创“制度沙盒”，对符合市场规律、服务区域整体利益的创新活动实行清单管理、穿透监管和尽职免责。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共享、知识产权保护、科研设施开放和人才流动规则互认，有条件的领域探索联合制定政策或协同立法。

2.完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陈海鹏提出要学习借鉴他国教训，如日本半导体产业因强规划方式导致社会资本和软生态的积累偏慢，德国的多极策略缺乏强有力的创新战略指引和配置等。他强调，我国突围的核心则是打造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可参考上海松江区和安徽六安市等地合作案例，围绕联合实验室、跨区域研发平台、飞地园区和产业化项目，探索GDP分算、税收分享、知识产权收益分配、股权合作和成本共担机制。支持三省一市共同设立跨区域创新资金池，对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中试放大和产业化项目实行联合出资、联合评审、联合管理。对于“上海研发、周边中试或产业化”的项目，应综合技术贡献、资本投入、人才服务和产业落地等因素分配收益，避免简单以企业注册地和设备所在地作为唯一认定标准。及时总结现有产业合作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利益协调方案，提高跨区域合作的稳定性。

3.以“长板拼接”构建垂直分工体系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主任、二级研究员、江苏省政府参事陈雯认为，区域治理主要是通过“对上”与“对下”双向驱动来实现，即城市同时需要对接国家治理和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她指出，当前长三角应摒弃“大而全”思维，从“补长短”转向“拼长板”，利用各城市“长板”对接国家战略“接口”，找准各地的“生态位”。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中，上海作为核心“大脑”，应重点强化原始创新、全球资源链接、科技金融和高端专业服务功能；南京、杭州、合肥等城市发挥基础研究和特色科学平台优势；苏州、无锡、宁波等重点城市强化工程化、中试验证和先进制造能力；其他城市依托产业基础打造专业化节点。加强上海与苏州、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等头部城市合作，推动G60科创走廊和沿沪宁产业创新带等走深走实。此外，应根据创新和产业功能积极营造“产-创-城”融合空间，重塑生产力空间。

三、构筑全球科创战略支点的核心突破口

1. 源头突围：建设长三角基础研究“特区”

中国高技术产业促进会副理事长、二级研究员孙福全建议，建立长三角基础研究“特区”，设立相关基金，采用新的机制、新的方式来共同实施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加大长三角科研资源的开放共享力度，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集群化发展。他强调，对于一流高校应主动牵头发起大的科学计划、大的科学工程，包括在中国设立国际科学组织等。围绕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脑机接口、合成生物、聚变能源等领域，布局跨城市、跨学科重大科研任务。改革科研项目遴选和评价机制，减少对论文数量、短期成果和人才称号的过度依赖，对高风险、长周期、非共识研究实行稳定支持和长周期评价。推动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及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化发展，支持长三角高校和科研机构牵头建设国际科学数据库、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设立国际科学组织，提升全球科技议题设置能力。

2. 产业突围：培育领军企业与跨区域集群布局

实施长三角科技领军企业培育计划，围绕研发投入、全球专利、国际标准、海外研发网络和产业生态组织能力，集中支持一批具有全球竞争潜力的企业。完善“企业出题、联合攻关、市场评价”的创新机制，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高校院所、科研平台和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加强概念验证、中试平台和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针对不同产业应“因材施教”，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阮青建议传统产业应在更新提升当中打造低毛差的产业共同体，现实优势产业如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应持续加强，未来产业则需各地发挥想象力。同时，他提出借鉴安徽形成的重点产业“芯屏汽合、急终生智”布局，并积极采用“前研后转”模式，即研发在上海，转化在长三角或上海郊区的合作方式，充分依托长三角完整产业体系，推动跨区域布局，避免各地重复押注和低水平建设。

3. 生态突围：强化人才、资本和科技服务支撑

华东师范大学地球科学学部主任、二级教授杜德斌表示，所谓国际科创中心是要占据全球价值链最高端，并处于领导和支配地位。他提出应从人才、教育、科技三位一体共同推进，制定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目标，培养、集聚、吸引全球优秀人才以支撑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实施世界级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学家培育计划，完善长期稳定支持机制。提高高校和科研机构全球招聘自主权，优化职称评价、人才认定和科研考核制度。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在外籍人才签证居留、子女教育、医疗服务、跨境资金和科研数据流动等方面提供便利，推动相关公共服务在长三角范围内互认共享。设立长三角种子基金和天使投资联盟，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发展创业投资、科技保险、并购基金等多层次科技金融工具，形成资本、技术和产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长聘特聘教授、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强指出，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跨越，核心在于构建“想得到、做得出、卖得掉”的全链条闭环能力：强化策源，确保“想得到”。依托国家与区域创新体系，夯实高质量策源性成果的数量与质量铺底；做强创新体系，支撑“做得出”。依托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科技成果工程化与产品化能力；坚持市场导向，实现“卖得掉”。在响应国家重大需求基础上，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以市场需求牵引创新，实现科技与产业同频共振。当前，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已经进入由空间扩展转向体系重塑、由资源集聚转向效能跃升的关键阶段。上海的龙头作用应转向配置区域和全球创新资源；苏浙皖则应各扬所长，共同承担原创策源、技术攻关和产业引领功能。长三角应直面短板，以制度创新打破行政边界，以原始创新增强策源能力，以领军企业提升产业控制力，以开放生态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推动三省一市由“物理叠加”走向“化学融合”，真正把上海（长三角）建设成为支撑科技强国建设、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支点。

（作者陈强、吴诗均来自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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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陈强 吴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