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骨凌云抒壮志

（来源：衢州日报）

转自：衢州日报

　　陈定謇

　　南宋末年，山河破碎之际，开化人余玠以侠骨柔情撑起危局。他既是筑城御蒙、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军事奇才，亦是精通文墨、笔下藏锋的词人。其散佚后被发现的《水调歌头·未遇》，以“大语凌云，意气鹰扬”的笔调，道尽未遇之时的壮志与愤懑，恰如一面镜子，照见这位南宋名将的铁血丹心与文人情怀。经南京师范大学曹济平教授考证及《全宋词》电脑检索系统核实，此词确为余玠佚作，为研究其生平与词风提供了珍贵史料。

　　一

　　要读懂《水调歌头·未遇》，必先读懂余玠跌宕起伏的人生底色。

　　余玠（1206—1253），字义夫，号樵隐，少年时就读于庐山白鹿洞书院，本可走一条温文尔雅的儒士之路。然其天性刚烈，因失手致人死亡身负命案，从此踏上逃亡之路。这段亡命生涯，虽让他远离了书斋的宁静，却也磨砺了其坚韧意志与江湖侠气，为日后投军报国埋下伏笔。端平元年（1234）秋，余玠辗转拜会淮东制置使赵葵，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投军，其“愿以一身许国，虽死不辞”的赤诚深深打动赵葵，被收入淮东幕府，自此开启军事生涯。淳祐九年（1249），余玠累功加任四川安抚制置大使，奔赴南宋抗蒙前线的巴蜀之地，书写下人生最辉煌的篇章。

　　《水调歌头·未遇》当为余玠投军之前或初入军旅、壮志未酬时所作，词中字字句句皆透着“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愤懑与“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开篇“一片英雄胆，七尺丈夫躯”，以直白豪迈之语破题，短短十字便勾勒出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英雄胆”写其胆识过人，这从他亡命天涯仍敢投军献策可见一斑；“丈夫躯”言其体魄强健，为日后驰骋疆场奠定基础。在传统儒家文化中，“七尺男儿”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余玠以“英雄胆”配“丈夫躯”，开篇便定下全词豪迈的基调，与南宋末年词坛常见的悲戚之调截然不同。

　　“皇天生我，不知还要做何如？”一句，以反问语气直抒胸臆，将未遇之时的困惑与不甘倾泻而出。古人常以“皇天有眼”喻指命运公正，余玠自认身负英雄之质，却迟迟未得施展抱负的机会，故而发出这般叩问。这种困惑并非消极沉沦，而是对自身价值的笃定与对命运的抗争。结合其少年亡命的经历，此时的余玠虽处境困顿，却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这份叩问实则是对未来的期许——皇天既生我这般英雄，必不会让我久居人下。

　　“欲展冲天羽翮，翻作宋郊退鹢，壮志未全舒”，以生动比喻续写壮志难酬之憾。“冲天羽翮”喻指自己的远大抱负，如大鹏展翅般欲翱翔天际；“宋郊退鹢”典出《左传》，指宋襄公与楚交战时，战前有六只水鸟退飞而过，被视为不祥之兆，此处借指自己的抱负遭遇阻碍，如同欲飞的鸟儿被迫折翼。一“欲展”一“翻作”，形成鲜明对比，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展现得淋漓尽致。此时的余玠，或许正处于逃亡后的蛰伏期，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施展，“壮志未全舒”五字，道尽英雄失路的无奈与愤懑。

　　“长啸一声起，烟雾霭东吴”，笔锋一转，将内心的愤懑化为豪迈的啸声。“长啸”是古代英雄人物抒发情志的常见方式，如苏轼“何妨吟啸且徐行”，尽显旷达；而余玠的“长啸”，更添几分悲壮与力量。一声长啸之后，“烟雾霭东吴”，既写长啸之声震彻云霄，使东吴之地烟雾弥漫，亦暗喻自己的声名虽未显达，却已在东南之地留下踪迹。此时的余玠虽未遇明主，却已在江湖与市井间积累了一定声望，这声长啸既是对困境的抗争，也是对未来的宣告——英雄虽隐，其志不灭。

　　二

　　下片“腰金带，悬金印，佩金鱼”，以想象之笔描绘功成名就的景象。“腰金带”“悬金印”“佩金鱼”皆是宋代高官的服饰标配，金印代表权力，金鱼袋是品级的象征。余玠在未遇之时便畅想这般场景，并非空想，而是对自身能力的绝对自信。这种自信并非盲目狂妄，而是基于对自身才华的认知——他不仅有“英雄胆”，更有“搏虎屠龙”“烹凤钓鳌”的真本领。

　　“纵然命薄，这些勋业岂容无？”一句，将自信推向顶峰。“命薄”是对当下困境的自嘲，却又以“岂容无”的反问否定了命运的束缚。在余玠看来，即便命运坎坷，自己也绝不会甘于平庸，建立勋业是必然之事。这种“人定胜天”的信念，贯穿其一生——从亡命之徒到军事统帅，从整顿巴蜀弊政到修筑钓鱼城御蒙，他始终以“不认命”的姿态与命运抗争，最终实现了词中“腰金带，悬金印”的梦想。

　　“搏虎屠龙伎俩，烹凤钓鳌手段，谁识这规模？”以排比句式彰显自身本领，反问语气中透着孤高与自信。“搏虎屠龙”“烹凤钓鳌”皆是古代传说中英雄人物的壮举，喻指超凡的本领；“规模”则指自己的宏图大略。余玠自认拥有这般惊天动地的本领与治国安邦的谋略，却无人能识，这份孤高并非自傲，而是对时人不识英雄的惋惜。结合其投军前的经历，彼时的他虽有侠名，却因身负命案而不被主流社会接纳，“谁识这规模”的反问，道尽英雄无人赏识的孤独。

　　“从此露头角，一跃到亨衢”，以充满希望的展望作结。“亨衢”指四通八达的大道，喻指仕途通达。这句词既是对未来的期许，也是对自身能力的笃定。余玠深知，只要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自己必能“露头角”，实现“一跃到亨衢”的跨越。后来的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自投效赵葵后，余玠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屡立战功，最终成为镇守巴蜀的封疆大吏，实现了词中的壮志。

　　三

　　这首《水调歌头·未遇》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其文学价值，更在于它为我们展现了余玠鲜为人知的文人一面。世人多知余玠武功显赫，却不知他著有《樵隐词》集，可惜现已散佚，《全宋词》仅录《瑞鹤仙》一首。此词的发现，填补了余玠文学创作研究的空白，词中没有婉约词的柔媚，也没有悲秋词的消沉，唯有英雄的壮志与自信，在南宋词坛独树一帜。

　　更值得一提的是，余玠在词中抒发的壮志，最终化为改变历史的壮举。他入蜀后修筑的钓鱼城，被誉为“上帝折鞭之处”。当时，蒙古铁骑以狂飙之势横扫欧亚大陆，蒙哥汗被誉为“上帝之鞭”，其率领的蒙古大军所向披靡。然而，当蒙哥亲率四万精骑进攻钓鱼城时，却遭遇了余玠所筑城防与守城军民的顽强抵抗。钓鱼城扼江踞险，城垣坚实，蒙古军围攻数月竟毫无进展，蒙哥在亲自指挥攻城时中箭身亡，蒙古大军被迫撤围。蒙哥之死不仅延缓了南宋的灭亡，更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历史进程——正在西征的蒙古大军为争夺汗位纷纷回撤，欧洲与非洲等地得以摆脱蒙古铁骑的威胁。钓鱼城的功绩，正是余玠词中“搏虎屠龙伎俩”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