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考察记：江潮海风中的“近代第一城”

《清稗类钞》“集四方名联”一条曾记录一个颇有趣味的轶事：“高宗南巡，驾次顺天之通州，曾出一联，以令侍臣属对。联曰：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凡十三字， 以南北通州四字贯之。纪文达公昀对之曰：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此事被戏剧化于《铁齿铜牙纪晓岚》，也是该剧一大“名场面”。顺天之通州，自然无人不晓，而联语中之“南通州”似乎于古史不彰。踏足南通的第一日，这句流传百余年的旧联，总在我脑海里反复浮现。一南一北两座通州，隔了千里江河，共享着“通江达海”的名号，也藏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命途。此地古称胡逗洲，唐末方与北岸陆地相连，后周显德五年（958年），设置静海军，后改定名通州，始筑州城，时领静海、海门2县。直至民国元年（1912年），为别于直隶顺天府的北通州，废州立县定名南通，这一名字，便伴着江潮海风沿用至今。

通州位于长江口北岸，东北滨海，南面临江。除南郊的狼山、剑山、军山、马鞍山、黄泥山为孤岛状残丘外，其余均为江海冲积平原。天气温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集中在夏秋两季。这里的地理环境宜于植棉，很早以纱花著称。（参章开沅《张謇传》，第96页）

在漫长的古代史中，这座偏处长江北岸的小城，始终未曾走入传统中原视角叙事的聚光灯下。论及此地文脉，世人或知北宋开宋学先声、立“苏湖教法”的安定先生胡瑗，知明末四公子中写就《影梅庵忆语》的冒辟疆，知“扬州八怪”里以风竹梅石名世、傲骨不阿的一怪李方膺。他们皆在各自领域留下了传世之名，却少有人将其声名与南通这片土地紧密联系；他们的笔墨与风骨，未曾改写这座江边小城在历史长河中的轨迹，更未让南通跳脱出江南文脉的框架，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历史标的。直至近代，南通出现在了历史教科书的一页：状元张謇（字季直，号啬庵）在通州投资设厂、兴办教育、开垦通海“高天大海间之一片荒滩”，让这座寂寂无名的江边小城，一跃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成了享誉全国的“近代第一城”。

这座城市的历史与记忆令人充满好奇，也让人不满足于纸上文字。2026年1月3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代史方向的十几名同学在戴海斌老师的带领下，搭乘高铁，自申赴通，在江苏南通开展了为期两天的考察。所经路线及考察地点具体列下：

1月3日：上海站—南通西—中国珠算博物馆—中国审计博物馆—南通博物苑—通沙汽渡（南通↔张家港）

1月4日：啬园—狼山—张謇纪念馆—沈绣博物馆—南通群英馆

一、“东海牧夫长”张謇的事功与忧思

此行起初最重要的预期正是考察张謇与南通的故事。行走在南通城中，从市内的老厂房到濠河畔的博物苑，从百年师范的旧讲堂到滩涂的垦区阡陌，南通的每一处角落，都深深镌刻着张謇的印记。考察所至的各个博物馆（从张謇的旧居到新近建造的博物馆）几乎在讲述南通“因人建城”的故事。在南通博物苑旁的濠南别业里有大大小小的张謇生平事功的展板，几乎涉及南通及东南地区社会各层面，功业瞩目。张謇纪念馆同样以展板展示了张謇的功绩，并特别凸显了其交游与家族的部分。同时，在参观南通名人馆等场馆时，不难发现这座城仍在以自己的存续与生长，诉说着先行者的家国情怀与历史远见，一砖一瓦皆是注脚，这或许也是最生动的“以城鉴人”。与当地人交谈，张謇并非在每个南通人心中有平等的份量，但多少有其位置，也有人称其为“南通王”。

张謇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式进入实业，“状元办厂”，自此选择与仕进不同的路。不可否认的是，张謇是在张之洞的安排与举荐下奉命办厂，此后也不断有政治上的表现，始终具有“政治上的潜势力”。不过，在张謇的自叙和回忆文字中，有不少展现张謇专事货殖，不复仕进的文字，显示了一种分流的意味。例如在张謇纪念夫人徐氏时就提到：“金太夫人之卒也，诫謇性刚勿仕。戊戌将入京，夫人述太夫人言，且曰：‘君勿论何营，但勿仕，请帅家人力作赡家。人自有生耳，何至赖仕？’”（张謇《亡妻徐夫人墓表》，1908.7.13）他自己则在晚年自订年谱中也有一段对创业之初、转型之际的回顾与总结。面对张之洞的任命时，他提到：

余自审寒士，初未敢应，既念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故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暗蔽不足与谋，拥资者又乖隔不能与合，然固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纳约自牖，责在我辈，屈已下人之谓何？踟躇累日，应焉。初号召发起人，应者沈敬夫、刘一山、潘鹤琴、郭茂之、陈维镛、樊时薰六人，合组而余任通官商之邮。案既定，迁延不效，由汪知州撤樊、陈二人。

晚年的张謇以此总结了自己“以教育为救亡图存之本，以实业为教育的基础”这一根本方案，以及“通官商之邮”的基本定位。无论是否是当年的心境，这段实干家言还是很动人的，也常为研究张謇者所引用。这一时期，《马关条约》打破了外人在华办厂的限制，张謇此时选择办纱厂，正是“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厂约》）。这也并非仅仅是一番空言，对地方性福祉的谋求与对全国、对外（尤其对日）的整体性构想在张謇后来的事业目标中时常交织在一起。

在濠南别业和张謇纪念馆(濠阳小筑)中，也存在一些有趣的非文字史料，同样表达着张謇的自我定位，与上述自叙文字的表达有一致之处，最重要的是，还强调着士的底色。如南通画家单林所作《张季子荷锄图》（1899年）以及《东海牧夫长五十小象》（1902年）。《张季子荷锄图》作于大生纱厂开机之际，由兄张詧题名，并有翁同龢赠诗。画面中的男子正值中年，头戴竹笠，身着长袍，足履布鞋，左手荷锄于肩，右手提袍一角，信步走来，侧首远瞩，神闲气定，仪态从容。此图也留下了张謇向友人索题的题咏，包含汤寿潜、丁立钧、沈曾植、徐乃昌、周家禄、顾锡爵、范当世、陈三立、郑孝胥等十七人（参孙海雄《夺魂摄魄 丹青传神——记张謇挚友、肖像高手单林》）。画中虽是传统士人的躬耕形象，沈瑜庆题诗“谓当纡世难，岂意退躬耕”，似乎透露出由政及商转型期的困惑（也直接对应戊戌后政局对这些士人的影响），实则沈瑜庆也参与到张謇的事业当中。又如画中沈增植诗所云，“苍头小事我能知，百万饥黎待哺时”，这背后还是要解决当时强烈的现实社会危机。

《东海牧夫长五十小象》同样很有值得揣摩的意境。画里老人坐在石头上，旁边站着一个侍童，好像是在放牧一群牛羊。这是“牧夫”的表面意思。但是《尚书·立政》里，“牧夫”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古代管理民事的地方官吏”（参考“汉典”，zdic.net）。换句话说，张謇在“东海”，一方面是“牧牛羊”，也就是退出政治，殚精竭虑只为地方事务，貌似归隐而做一乡野村夫。另一方面则是“牧人”。他在地方兴建实业，为乡民谋利，虽未居官，但实际上把南通变成自己的领地，管理并养活了一群百姓，非官而做了官分内的事。可以说“东海牧夫长”正是帮助后来者思考张謇定位的绝妙表述。

这两幅画都是张謇在转型时期所作，其背后的复杂意涵也不止于此。章开沅在为张謇写传记时，也特别对张謇投身商人队伍“激烈的思想斗争”做了一番描绘。最后，他的总结相当准确，称张謇当时心态，一曰“求国之强”，一曰“言商仍向儒”，这也是画中所能看到的。

张謇悬挂在唐闸厂区的《厂儆图》四幅似乎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创业股东沈敬夫之子沈燕谋，曾在南通纺织学院及美国求学，后在大生纱厂任职。他晚年一度想要解开画中之谜，希望复原大生创业之艰难。四幅图所指现在已经解开，分别为：“鹤芝变相”（潘鹤琴、郭茂之）、“桂杏空心”（盛宣怀、桂嵩庆）、“水草藏毒”（汪树堂、黄介平）、“幼小垂涎”（朱幼鸿、严小舫），都是当时妨碍、算计纱厂建厂之人，既有潘、郭这样的原始股东，也有盛、汪这样的官员代表。这幅画也道出了大生创业“通官商之邮”的艰难一面。

除了人事的困难，张謇开创通海垦牧公司，沿海筑堤，遭遇风潮，张謇与同事还需全力克服自然带来的巨大险阻。他曾追溯开办之初的时光，起初施工场地无地可栖，搭建的工地数人一屋，条件恶劣；饮食用的火源、食物都需要从五六里甚至十余里外送来；建设用的材料没有现成的陆路和水路，需要垦牧公司自行开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十一年（1905年）都遭遇风潮。张謇手下江导岷、龚伯厚、李伯韫等人昼夜守护危堤，“出入于狂风急雨之中，与骇浪惊涛相搏。即工头、土夫，无一退者，卒至堤陷乃归。”此时经济运转困难，他们的薪水反而比其他公司要低不少。（《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演说公司成立之历史》）

濠南别业的各个展板展示了张謇大大小小的事功，考虑到张謇遭遇与克服的种种来自人事与自然的困难，很难不让人心生敬意。此外，展板所没有透露的，同样别有意义。首先，张謇确实有许多的抱负和野心，但也因此与股东有所冲突，也在后来对实业运转造成了影响。至少沈燕谋回忆大生集团的过去时，曾透露“啬公每欲兴建土木，高先生（按，高德权）颇顺适其意，我惠悫公（按，沈敬夫）以经济筹集之艰难，开工运转之不易，竭忠谏阻，每难挽回，其后坚决引退，此亦一因”（《沈燕谋日记节抄及其他》，1947.5.29，18页）。所以张謇营造各项事业背后的经济账还值得进一步考量。事实上，张謇也时常不得已售卖自己的书法作品，来支持他这铺张的、极大的事业。

上面谈了张謇开创道路的艰难与功绩，可忧虑还未结束。翻阅张謇独子张孝若的《张謇传》，一开卷就被一段话吓了一跳，是张孝若给胡适的回信，里面说到：

你（胡适）称我父亲为失败的英雄，这话确当得很，就是我父也承认的。因为他生平志事没有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只遗留了许多实地测验的具体计划。数十年来，他想办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制度，没有成功；他想办通海一带大电力厂，大纺织染厂，没有成功；他想垦辟沿海几百万亩的荒田，没有成功；他想疏治淮、运、江、湖、松、辽诸水道，没有成功；他想实现棉铁政策，改革盐法，和划一度量衡，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失败吗？你的眼光看到我父一生的成功，只是一小部分，只是引路发端，距离他的志愿抱负，还远得很呢，到他瞑目，终于是个失败的英雄。（张孝若，1929.12.18）

所谓“失败的英雄”评价，还被写入了张孝若为父所作的墓志铭中，也常为研究张謇者注意。在南通游览时，展馆屡屡言“现代化”、“第一个”，“失败”二字，却不怎么见过，胡适的这句话也没见哪里提过。胡适对张謇的儿子这样说，而后者不但同意，还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个“没有成功”，似乎胡适的话并非刻薄无理的评价。事实上，此时张孝若也处在一个精神痛苦烦闷的时期，残余事业也在张謇去世后逐渐不可收拾，这种心境是不能不为人注意的。

罗志田曾以“过渡时代的天下士”来描述辛亥前后的张謇，将他在立宪、实业、教育等事业背后的某种共同底色剖出。张謇在清季借顾炎武亡国亡天下之说，提出有形之亡国与无形之亡国，认为即使国亡也不能民亡，走向民间。但张謇在民国之后显然无法满意，1923年其言“吾民之渴望宪法，盖不适于民国。民国十二年来所感受之宪法之痛苦，日益加甚”。这种对现实与政治的观感，和实业上的失败，都让张謇感到痛苦。这样来看，张謇最终是“带着遗憾”离开了世界，正是在濠南别业中。（罗志田：《过渡时代的天下士：张謇与辛亥革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7期）濠南别业是由一个雅致的欧式庭院别墅构成，但张孝若为张謇晚年提供的理想场景似乎没有出现：

七十后（按，1923年），举世迫于离乱饥寒，府君回天无力，益放怀，与湖上清风、山中明月为伍。南山建别墅，高下东西，可接而望。环山辟清溪，树荫浓蔽日。塔影江光，随云阵出没作态，小山零乱布宝庙宫室，尽其间，小鸟近人鸣噪索食，宛似画中景物。四季之花不断，四季之景常新，府君时入山休止。城南有湖，岸多垂柳，风拂开，楼榭桥栏隐约现。春秋佳日，府君招词客，携伶童，放舟中流。暮色沉沉，苍烟轻起，霞绮散锦成五色。新月初上，清喉笛韵，渡湖面四澈。舟舷彩灯垂挂，影落波心，上下攒荡，若金蛇戏水。岸上人遥指曰：此我张公宴客时也。（张孝若《先考季直府君墓志铭》）

这段文字反而让人想起的是啬园（墓园）的景致，无论如何，张孝若（名怡祖，为祖父开心之意；字孝若，若即顺也，也是孝顺的意思）留给张謇身后一个更为轻松的世界。忧思不绝如缕，张孝若在谈论乃父的“失败”时仍感叹到“最痛心的，从前是官国、兵国、匪国，到了现在，又加上党国。不知中华几时才有民国呢”？（罗志田指出，张孝若援引的大概是陈独秀约十年前的话——“中华民国的假招牌虽然挂了八年，却仍然卖的是中华帝国的药，中华官国的药，并且是中华匪国的药”。）

二、“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南通博物苑何以建立

南通博物苑为中国首座由国人独立创办、面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博物馆。原有四馆，现仅有南馆（据大厅内的“序言”，早期这栋楼就叫“博物馆”，有“动、植、矿物陈列室”，后来增建中、北馆，有中轴线建筑群，才叫“南馆”）、北馆（1911年新建，靠近濠河）两馆在炮火中幸存。2005年，新展馆建造而成，具有现代色彩，承担了南通最为重要的地标博物馆功能。参访时，新展馆正在开展《江海潮涌：南通历史文化展》主题展览。

1905年1月，张謇为通州师范学校规划公共植物园，购地35亩，迁荒冢千座，平整土地耗银近4000元；同年11月启动苑区围墙、门房及工作用房建设，工期4个月。1906年1月，张謇将在建的植物园正式规划为博物苑，明确其附属通州师范学校、以“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为办馆宗旨；同年4月启动南馆、中馆建设，12月两馆建成，南馆分设天产、历史、美术、教育四大部类，中馆附设测候所，为江苏省内国人自办的最早测候机构。1907-1909年，苑区持续扩充藏品、完善设施，陆续征集动植物标本、金石书画， 安置测候仪器，测候所气象数据每日登载于《南通报纸》，博物苑的功能体系基本成型；1910年启动北馆建设，专为陈列巨鲸骨骼与长卷书画设计，最终形成南、中、北三馆沿中轴线排布的核心格局。

博物馆中专有一展，系统阐述张謇博物苑之创办理念及藏品来源及管理人员，可谓“博物馆之博物馆”。一般认为，南通博物苑的创办，有着明确的源流。1903年，张謇赴日参加大阪第五届内国劝业博览会，到1905年张謇向张之洞呈递《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室博览馆议》、《上学部请设博览馆议》提出博物馆建设的“六端说”，即建筑之制、辑辑之例、陈列之序、模型之部、管理之法、表彰之宜，反映了张謇对博物馆的理念。

如果从这六点来看博物苑的营建，建筑之制上，遵循“因物制宜”原则，按藏品属性定制场馆空间：南馆为动植矿物陈列室，明确要求“多安窗，通光而远湿”；中馆改作金石拓片陈列室，加盖气楼保障藏品保存环境；北馆设10米长展墙，适配书画长卷与大型标本陈列（鲸鱼骨架）。辑辑之例上，明确藏品征集的四大门类，建立“条举件系，立表编号”的登记制度，规范藏品入藏全流程，其中一陈列品为《南通博物苑品目》刻本，册页可见其内容，诸件藏品依次编号，注明中英文名称、来源地、捐赠者及陈列在何馆，斑斑可见，极为科学简明；陈列之序上，恪守“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原则，强调陈列“参研学理，确有规则”，彻底区别于私家藏珍与商业展陈，同时设置专职导览人员，要求通晓东西洋语言文字，为公众提供专业讲解，成为中国博物馆公共教育功能的最早实践。管理之法上，1912年由苑主任孙钺拟定、张謇核定公布《南通博物苑观览简章》，明确参观规范与公众权责，制作分公牌、特证两类的观览凭证，建立了中国博物馆史上最早的门券与公众管理制度。此外，在人事管理上，张氏则自言“经理之事，关乎学识”，专业人才的缺乏，他则主张聘请外国顾问。而国内之经理者，贡献作为卓著者，则为孙钺（1876-1943），字子鈇，南通人，为南通博物苑首任苑主任，前后任职30余年，勤勤恳恳，为博物苑贡献颇多。民国三年，张謇有一联语云：“老农老圃吾不如也，一丘一壑自谓过之”，可见一斑。张謇与博物苑为高屋建瓴， 筹划设计，而此中多年在学术、管理上琐碎的事宜， 则多为孙氏操办，张謇一有动念，便书边条予孙钺，二人往来函件，其心力投入与孜孜不倦，昭昭可见。（《孙钺——被张謇青睐的年轻人》，金艳著《南通博物苑：中国最早的公共博物馆之一》）正是这样默契无间的配合，方使南通博物苑于中国近代博物馆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南通博物苑的整体构想来看，实际上最初博物苑可以说是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边上的教学辅助机构。它是书本知识之外，一种基于实物的教学补充。所以依据周俊基的推测，博物苑最初的参观者就只是师范学校的师生，不是完全对外开放的，普通人还得通过介绍才能进来看（周俊基《张謇与南通博物苑》，华中师范大学2016年博士学位论文，140—141页）。论者指出张謇的科举之路是“一条漫长、迂回、崎岖而又乏味的人生道路”，其精神与健康在这过程中都受到了折磨。当然最后他攀登到了社会阶梯风光无限的顶端，但他自己却并不觉得这套教育制度很合理。一方面他支持废科举，进行改制，另一方面则很重视重新规划中国的初等教育方式。他在南通开设很多师范学校，就是希望培养能够革新教育方式的新一代人才。整个南通博物苑，也是一个教育机构，而不是以藏品为中心的研究性机构，和西方的博物馆传统并不完全一样；同时它也不是一个服务于个人收藏旨趣的私人展馆。南通博物苑的办苑宗旨，就是楹联上题写的“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周俊基文，第115页，下图见129页），所以其中连公园的部分，本来都是有教育意义的。这也是不叫博物“馆”而叫博物“苑”的缘故。

南、北馆都为当年的老建筑。南馆分设天产、历史、美术、教育四大部类。一楼追求复原旧貌，展柜里陈放着一些标本和石头；二楼有些书画、印章等典型的士大夫收藏，现在玻璃橱窗中的印章边上，就还有“历史部印章类”的标签。北馆布置则很注重博物苑本身的历史。

在张謇去世后，大生纱厂事业就已难以维持。支出企业不稳当，博物苑这类非盈利机构自然受到波及，在1920年代后期就已经有些萧条的迹象。张謇、张孝若两人去世后，南通的诸项事业更是在战乱中受到毁灭性打击，大部分文物都下落不明（周俊基文，143—145页）。今日的收藏品，似乎是对照着当年张謇留下的文字性展品目录复原出来的。1932年南通博物苑还遭遇了失窃，一帮贼人（南通本地籍）把南馆的好东西趁夜洗劫一空，坐船从濠河逃跑，至上海销赃，幸好他们最终被逮捕归案，失窃的藏品也都找回来了。这就是孙钺在职时发生的事。或许是因为觉得失职，或许是因为本来就面临经营困难的问题，他主动向张孝若请辞主任一职（王斌：《南通博物苑古董失窃案始末》，《世纪》2023年第3期）。他走之后，南通博物苑又碰到日本侵华。1938年南通沦陷。这对于一个博物馆而言，自然意味着最糟糕的下场。主任胡履之，会计葛进夫从南北馆选取文物转移至农村，方得幸免于难；1939年，苑内所存的38件珍贵文物被转移至上海金城银行保管，才免于尽数湮灭。一代名苑就此不复往日荣光，残垣剩水，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步完成修复与重建。博物苑的现今格局，是很晚才被政府修复出来的。

三、木村忠治郎、通州师范学校与南通博物苑

在南通博物苑的展览中，数次提到“木村忠治郎”与“孙钺”的名字，是相当重要的人物，也反映了南通近代史上的中日交流问题。

孙钺是南通博物苑的首任苑主任，是孙支夏（亦作支厦）的兄长，两人都是通州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后来在张謇手下工作。孙支夏就是濠南别业的建筑设计师，南通的很多公共建筑都出自他的手笔。孙是张謇从通州师范就读的学生中挑选出来的，他对博物苑早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南通博物苑有孙钺手书《诵册》一本，读其中文字，可知是孙钺读日文书后的笔记，体现孙钺具备较强的日语能力。

让张謇注意到孙钺的伯乐则是在通州师范任职的日籍老师木村忠治郎。木村忠治郎被张謇聘任为师范学校的日籍教师，在博物苑的创建中也投入了大量心血。他似乎很擅长制作动植物和昆虫的标本，还设计了博物苑内的园林。展览对木村忠治郎的介绍非常少，幸得刘佳《通州师范学院与木村忠治郎》一文作为解答，我们方能稍微清楚木村在其中的作用（参劉佳：《通州師範学校と木村忠治郎——その教育実践を中心に——》,《学校教育学研究論集》第37号，2018年3月）。

木村忠治郎何以来华？这个问题和通州师范及其附属的南通博物苑有着密切的联系。1902年清政府颁发《钦定学堂章程》，在国内推行近代学校制度。这一过程中，日本教育近代化的经验是为重要参考。此期来华任教习的日本人并不少，但主要是由清政府出资的官方行为。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只有省城的师范学堂可以聘请外国教习。若照此规定，通州师范本不能聘用外国教习，但事实上，通州师范成立后，先后聘请过八位日本教习。这一超出清政府许可的行为，主要基于张謇对日本教习重要性的认识以及清政府对全国性法令管理能力的欠缺。张謇违反政府法令也要持续聘用日本教习，体现了其借助日本教习力量推进师范教育的决心。

这八位日本教习的姓名、在校时间、教授科目及过往履历如下表所示：

通州师范作为私立学校，学校运营的资金主要由大生纱厂利润及本地乡绅的捐款构成。而聘请日本教习的薪资远高于中国教员。通州师范本难以聘用日本教习，但恰在创校的1903年，日本发生“教科书疑狱”事件。这给通州师范以相对便宜的薪资聘请日本教习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上表中远藤、西谷、木村三人均是教科书事件中被判有罪的教师。而西谷、木村二人是在校任职时间最长，贡献最大的两位。以下将以木村的履历为中心介绍这一过程。

木村忠治郎（1869-1920），日本爱媛县平民出身。1896年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学科毕业，毕业后先后担任福冈县寻常师范学校、大阪府师范学校、大分县师范学校教谕。1901年在同文馆出版《小学教授法要义》，这是木村基于多年来在师范学校教授的经验，参考各国教育学、教授学成果编纂的参考书，拟作为师范学校教科书出版。只是木村在日本教育界的前途在1903年戛然而止。在“教科书疑狱”事件中，木村被控受贿，而后东京地方裁判所判决，正式确认了木村的受贿行为。在此之前，木村已从大分县师范学校离职。1903年，张謇在日本考察，他委托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招聘日本教习来通州师范教学。嘉纳考虑通州师范能负担的经费后，推荐了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正处于困顿期的木村。在此机缘下，木村赴任通州师范学校。张謇给木村开出每月120元的薪俸，同期通州师范中国教习的工资仅为40元。

七位在通州师范学校工作过的日本教习中，木村忠治郎是教学成效最大的一位。他在通州师范的贡献主要是以教学法的传授与研究为中心，提高师范生的教授能力。木村1904年8月到任通州师范学校，他几乎不会中文，主要以笔谈的形式与同僚及学生交流。任职期间，木村主要教授理科及教学法两种课程。木村对教学法的教授，主要基于其1901年出版的《小学教授法要义》，这一书籍也翻译成了中文，由通州师范的附属机构翰墨林书局出版，作为师范生学习教学法的授课教材。在通州师范草创时期，多数师范生都是从科举考试各阶段的合格者中招募（国子监、县学），他们对近代教育的教学方法并不了解，因此受益于木村带来的新知识。木村教授的学生中，孙钺得到格外欣赏。孙钺1903年本在南京的同文书院学习日语，但由于家计困顿，一年后在通州师范招生时从同文书院转学至此。大概由于孙钺具备一定日语基础，和木村产生了较为密切的师生关系。

张謇拟创设博物苑事属创举，南通乃至全国完全没有相关经验。张謇遂向木村这位熟悉博物馆的教育家咨询。木村作为顾问，给张謇提供了诸多建议，协助南通博物苑的创设与管理。由于孙钺日语能力很好，且具备植物学知识，木村遂将孙钺推荐给了张謇。孙钺得到张謇信赖，从通州师范退学，专任博物苑修筑工程的筹划，而后被任命为博物苑的主任。此后木村与其他专家一同为博物苑鉴定标本并分类、定名，并指导孙钺如何采集并制作植物、动物标本等知识。孙钺对博物苑创设的功劳背后，有着木村的细致指导。

木村于1911年1月从通州师范辞职回国。此后与孙钺仍书信往返，持续沟通。书信内容主要与学习、学问相关，如孙钺拜托木村购入《日本百科大辞典》《理学界》等日文书籍。1920年木村逝世后，孙钺与木村儿子仍有持续交谊，直到抗日战争中日军侵略南通，孙钺与木村家绝交，后无音信。

令人深思的是，张謇本人留存的史料几乎没有日本教习的记录。这并不意味着张謇对日本教习的忽视——上文已述，张謇宁愿违背清政府的章程也要聘请日本教习、给予日本教习高额薪资与最好环境的住所，在师范教育和博物苑创设中都对日本教习非常倚重。张謇有意不记载日本教习，应与木村等人来华前是受贿犯人的身份相关。张謇在通州师范草创期，致函校务监理王康寿称，对学校所需的人才，将模仿曹操唯才是举而不在意品行的方式。即便品行有亏，也需重金引进。在这一考量下，学界重视的张謇史料中隐去了日本教习在南通近代教育及博物苑创设中的角色。通过相关史实钩沉，我们可以发现木村忠治郎等日本教习实际的贡献，重新发现这一段几乎为历史当事人所隐没的历史。

四、“萧条异代不同时”：狼山的“三贤”墓及金泽荣墓

狼山为“当江海之交，攘外安内，为东南第一重镇”（刘名芳撰：《南通州五山全志》第3页序），也是本次行程的重点。山上碑文很多，涉及人物及史实相当丰富。

在狼山东南山麓，可见三位先贤的并列墓葬。三人分别为唐代骆宾王、宋代金应、清代刘南庐。其中骆墓居中，金、刘二墓分别在东西侧。这里且将其命名为“三贤墓”。实际上，这三座墓并不是一开始就按照时间顺序先后排列，除了刘南庐的墓是原址外，其余骆、金的墓葬，均为后世迁葬于此。最早被归葬到狼山的，亦不是骆宾王的墓，而是金应的墓。

金应，江西吉水人，与文天祥同乡，南宋末年曾随文天祥抗元，宋德祐二年（1276），金应随文天祥前往元营谈判，元将伯颜扣留，金应随行，一同押解北上。在僚属亲仆作鸟兽散的情形下，金应仍“上下相随，更历险难，奔波数千里，以为当然”（文天祥撰《金应墓碑记》）。同年三月，文天祥一行从镇江脱险，到达真州后，遭到宋将李庭芝（1219-1276）怀疑（明王扬德《宋金将军墓碑记》），其一行十二人，沿长江一岸经真州（仪征）、扬州、泰州、如皋辗转，最终到达通州，计划渡海南归。德祐二年闰三月十一日正午，金应患病气绝身亡，文天祥考虑到身处危境，边城无主，“恐贻身后之祸”，不敢厚葬，仅以随身衣物入殓，次日葬于通州西门雪窖（南通将军园一带）。至通州时，文氏一行十二人，仅余七人。文天祥在墓碑记中特意描述棺木上七小钉，盖为七人缅怀将军的纪念。

根据《江南通志》的简单记录，是顺治十六年知州彭士圣将金应墓迁至狼山麓的。（尹继善等修：《江南通志》卷四十，通州。又刘名芳撰《南通州五山全志》，卷八 ·杂志 ·创缮，将其移葬日期系年为康熙十六年，当误）不过，明代遗老南昌人王猷定曾留有《改葬宋金将军墓碑记》，是说顺治十六年闰三月，王猷定想要拜谒将军墓，可是当时正值涝灾，“墓当水冲，忽倾洪涛中”，而其间有奇迹显现，墓既已被毁，遗骨尚挂在当地称之为将军树的树根上。据说将军树有四百年之久，“每风雨之夕，如闻雷霆甲马声”。金应墓位于雪窖低洼地带，被洪水冲毁，棺木朽烂，仅剩两根遗骨附着于树根之上。这与文天祥所载“不敢求备者……恐贻身后之祸”的忧惧形成残酷呼应，文天祥担忧元军破坏的人祸，而四百年后，威胁墓葬的竟然是水患天灾。也可知迁墓行动真正的发起人，应是明遗民王猷定与顾国琬（字去非，通州人）。

王猷定（1598-1662），字于一，号轸石，江西南昌人，明末清初散文家、诗人。拔贡生出身，明亡后曾被史可法征为记室参军，起草迎立福王檄文。明亡后拒绝仕清，晚年寓居杭州西湖僧舍。顾国琬之父顾养谦（1537-1604）曾在万历年间任蓟辽总督、兵部右侍郎等职，曾在狼山开有司马讲院。王氏将金将军事迹告于顾国琬后，二人与顾国琬之侄顾楫一并将归葬的想法告知时任通州知州彭士圣，因是年郑成功北伐，一度占领镇江进围南京，东南沿海兵燹四起，为避兵考虑，并未立刻实施归葬，而是于同年十二月，设仪仗彩乐，以帛裹两骨，纳石函中。据王氏说，下葬当日“海风大作，潮涌数丈 ”，延续了中国史传文学中忠臣义士葬礼必有异象的传统书写模式，暗示了天地同悲、鬼神共泣的道德评判。

如果说文天祥的《墓记》体现的是生者之痛，那么王猷定此文，则是后世之继。王氏感慨“崇祯十七年国变，声遂绝”，凡涉及清代年号，均用干支代替，正是借南宋金应之杯酒，浇自己心中亡国之块垒。两代遗民心境在此重叠。从地域上讲，江南一带士民是抗清最为激烈、最为勇敢的群体，前有史可法扬州十日，后有江阴士民死守八十一日；从籍贯上讲，金应、文天祥、王猷定均为江西同乡，且遭逢异代，有着浓厚的地缘精神血脉延续。

第二座被迁至狼山的墓，系唐代骆宾王之墓。骆宾王在武曌篡权时，已官至侍御史，其间先后呈上奏章委婉劝谏，被贬为临海县丞。徐敬业在广陵起兵后，骆宾王担任徐氏幕僚，并撰写檄文传布天下。徐氏兵败后，骆宾王在通州漂泊，后客死他乡。骆宾王的墓原在郡城东边的黄泥口，后在清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经刘名芳重新安葬于金应墓旁。刘氏发现骆宾王墓长期浸泡在水中，埋在地下的墓碑亦有破损。王箴舆从考据层面怀疑这些遗骨是否真的属于骆宾王，“孰辨其真耶”。而刘名芳的回应以“得衣冠藏之”“手撮土”等郑重行为，试图证明他们并非草率从事。通过祝告亡灵的方式，为迁墓行为赋予神圣性与正当性，某种程度上回避了真伪问题，这里的点是“为忠义之士迁葬”的意愿，而非遗骨本身的绝对真实。因此，在刘名芳将骆宾王安葬在金应墓旁，正是存在许多相同之处，王氏感慨：

宋金将军从文丞相勤王，与侍御（按，骆宾王）之从李敬业义同，事急，同遁海上，同没而主人为之剑同，葬后泊没水中同。迨今移墓事同，移之金将军墓右，其地又同。（清王箴舆《唐侍御骆宾王墓记》）

闽中名士刘名芳，是骆墓的迁葬者与金墓的修缮者。乾隆时期狼山镇总兵王绥对此赞曰：“如唐骆宾王、宋金应，皆客死于通，一抔之土，几至泯灭。刘君一一新之，用阐幽光，兼以激发人心。”（刘名芳撰：《南通州五山全志》，全志序）刘名芳（1703-1759），字南庐，号七山外史，福建人，乾隆三年来游通州，先后在军山水云窝寓居七年，考订史实，搜遗访阙，终修撰《南通州五山全志》二十卷。刘南庐去世后，后人或依其遗愿，安葬其于狼山其迁葬的骆宾王墓与修葺的金应墓之侧，三人之墓并列。

历史的巧合与后人的共情使得此事变得合理又感人。都是追随忠义之主，都是兵败逃亡海上，都是在通州逝世，死后墓穴同样被淹没，同样在清代被移葬，最终归葬于一处。忠臣义士无论时代先后，其气节与遭际往往惊人相似；后人将他们合葬一处，是精神上的遥相呼应，这不仅是天命使然，亦是民族气节立身之所在。清末丘逢甲曾有诗祭骆宾王“义师散后遁僧寮，老抱雄心托浙潮。此笔江河流万古，多因曾檄伪临朝”。

从“三贤墓”沿坡而上，还意外遇到了“韩诗人金沧江先生之墓”。金泽荣（1850-1927）， 字于霖，号沧江，晚号长眉翁囚，生于朝鲜王朝后期，祖籍庆尚道花开县（今属庆尚南道晋州市），生于京畿开城府，1891年中进士，任职于内阁中书局、中枢院、弘文馆等处，官至朝鲜正三品通政大夫。1905年《乙巳条约》后辞职来华，投奔旧识张謇，自此侨居南通，任翰墨林印书局编校凡二十二年，直至1927年服毒自尽。金泽荣擅汉诗文，《追感》诗曰：“半夜狂风海上来，元冬霹雳汉城摧。朝衣鬼泣嵇山血，犀甲天悭范蠡才。炉底死灰心共冷，天涯芳草首难回。兰成识字知何用，空赋《江南》一段哀。”最终流亡客死他乡，未能叶落归根，无怪乎有“韩国屈原”之称。想来金泽荣客居南通的二十余年间，一定也曾于狼山吊谒过骆宾王墓吧。他联想自己身世飘零、去国怀乡之际遇，恐怕难免会有“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感慨。

五、“眷眷客心”：通沙汽渡上的新、旧感觉

如果说此次考察最大的预期是南通与张謇的故事，那么最大的意外就是乘坐汽船横渡长江的经历。以往阅读的张謇相关材料，并未带给人对南通特别具体的想象和感知。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苏枕书的一篇回忆散文却留给人更直观的南通印象，正是关于江与海的：

从前故乡没有火车，去江南的大桥尚未建成，出远门先要起早自海门渡口搭船，对面是太仓，因而这段轮渡叫“海太汽渡”。接近入海口的江面宽阔浑浊，行至江心，船身摇荡，茫茫不见两岸。大人们游兴浓郁，往往要叫我登高远眺。勉强爬上船舱高处，江水腥气扑面，垃圾紧贴着船舷，鸟盘旋着，跟船一起过江。暂停于甲板的汽车散发出混杂着呕吐物气息的汽油味道，与之相比，船的柴油味似乎稍微悦人一些，但轮船携带的独特的浓烈尿臊又涌上来。渐渐地能看到江南灰蒙蒙的岸边，铅笔画出来似的，没有颜色。据说我的祖先是常熟北渡的移民，不知先民们往来于浩渺江上的小船是什么模样。（苏枕书：《眷眷客心》，《无量寺之虎》，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

作者乘坐的是申通班，全程128公里，可由上海直达南通。从前张謇晚年在南通即有铁路的规划，但终不能行，南通长期以来“地无寸铁”，直到2000年到来南通才建造铁路，后来长江大桥也建成，改变了南通的交通形态。可以说我们现在往来沪通的体验是二十一世纪的新感觉。而此前南通人的感觉很长一段时间是一段由“汽渡”构成的场景。幸运的是，长江仍汽船如织，往来于浩渺江上，汽渡似乎也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当时的功能与场景。

此次考察特别安排了乘坐通沙汽渡（南通-张家港）往来横渡长江的行程。一开始大家的期待是长江的落日，因此一行人紧赶慢赶，最后甚至有争分夺秒之意。出租车在前往渡口的最后路段遭遇堵车，卡车排着长长的队伍。我们随即下车，不断越过一个个集装箱向前走，街边的景象和上海的宝山吴淞、外高桥景色相仿。等到汽船从对岸缓缓开来、停稳后，卡车纷纷启动，鱼贯而入，接着是我们这些零星的游客。从卡车之间的缝隙挤上二楼，传来的正是浓浓的汽油味，这一下让人想到了苏枕书回忆里的旧时感觉。这是区别于上海浦江、长江轮船的独特体验。上到二楼后，登高远眺，太阳已经快要落完，但仍然看到了最后一坠。我们也做了一次游兴浓郁的人，如愿看到了长江上的夕阳与明月。

夕阳停在江面上，想起金农的一个掌故。说有一个好文的扬州盐商，和一群文人雅士聚会，需要文人替他完成诗作。结果他提笔写了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柳絮当然不会是红色，这让人没法接。金农补上：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一座皆惊。今天的夕阳没有那么浓烈，但仍然把五点多的天空照得亮亮的。不知道曾经这些往来于沪通的人们是否曾看到过这样的景色，或者已经疲于欣赏，在船舱呆坐，躲避寒风与气味。在兴致很高的时候，船舱高处的寒风也抵挡不住游人的热情。

寒风中又转念想起另一则故事，南通纺织学校毕业、后为大生集团骨干的沈燕谋，后来避地香港，借东坡诗叹道“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毕竟夕阳之后，甲板之上，是凄风中的明月，不知是否为船上某个失意者所共感。沈燕谋的感慨更有具体的理由，在南通纺校校友聚会后，他在日记中提笔记到“啬公（按，张謇）之立校造就专门人才，期为中国用也，今乃不得已而局跻于斯英人殖民之地，余即为诸同学强作慰勉之词，余心益不能无戚戚焉。”（《沈燕谋日记节抄及其他》，1950.11.5，第45页）从张謇到沈燕谋，在实业与教育上都倾入心血，期为中国作出贡献，又因时代种种而不能得用。不过，张謇的话又似乎是一种宽慰，“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这时听到同行的同学江上一啸，思绪被拉回，啸者面对江景，沉吟道“扩拓万古心胸”，又是另一种值得记录的心境。

[参与南通考察的人员有戴海斌教授、东京大学博士生佐藤良圣、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周雨斐、博士生王艺朝、邹子澄、牛澎涛、李娟、孙嘉奇、胡晓明、李瑞浩楠、陈文睿、郑西迅、鹿瑶、杨慧雯、硕士生伊楠、董洪杉、刘恒光、蔡艺菲。本文由董洪杉主稿，孙嘉奇、邹子澄（第一、二节）、王艺朝（第三节）、牛澎涛、周雨斐（第四节）、郑西迅（第五节）参与写作，对此文有大量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