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存在主义心学”与江南现代性

浙江人：碎片化的地理，整体性的认同

我上大学时，在宿舍与家中通电话，常被人误认为在说日语。地图上的浙江，是一片被褶皱挤压的土地，七山二水一分田，府县之间山水相隔。杭嘉湖平原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与接壤闽北的温州、紧邻江西的衢州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世界。

地理的破碎导致“浙江话”难以统一，杭州有杭州的软语，绍兴有绍兴的醉话，宁波话石骨铁硬，而温州话，则被戏称为“恶魔低语”，乃至我的家乡东阳，一县之内，因为一道分水岭，方言还要再细分为南乡话与北乡话。同理，“浙江菜”也是个伪命题，杭州是著名的美食荒漠，却不妨碍台州菜、衢州菜走向全国。

加之县域经济强势，有钱腰杆硬，各区县对地级市的认同聊胜于无。浙江人行走江湖，为了简化解释，会自称“金华人”“温州人”或“宁波人”，但内心深处，他们只认为自己是“义乌人”“乐清人”或“慈溪人”。我在成年之前，去金华市区的次数屈指可数。

然而，与“散装江苏”不同，浙江人却有着强烈的省籍认同。一旦走出本省，面对一个更加庞大复杂的外部世界时，“我是哪里人”这个问题就需要一个更加高效的身份标签。于是，内部碎片化的浙江，对外却展现出一种坚韧的“浙江人”整体认同。

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竞争中，这种省籍认同被需要、被锻造，最终被内化于心。在陌生人社会，尤其是商业场合，说“我是浙江人”，往往能迅速传递“精明、务实、敢闯、有实力”的商业品牌形象。面对同省人时，它又能成为结成利益互助网络的基础，一个乐清人和一个青田人或许方言不通，但在遥远的东非、南欧和北美，他们能在“浙江人”的旗帜下，快速找到共同的价值观与行为逻辑，进而携手合作。

姑且不论永嘉南渡之后漫长的古代史，纵观近现代，从支撑蒋氏政权的江浙财阀，到早年被称为“东方犹太人”的温州商人，再到“鸡毛换糖”的义乌模式，乃至“炒房团”与阿里巴巴的数字商业帝国，“浙商”已从一个地域身份，淬炼为一种极具韧性与扩张性的经济文化现象。

在改革开放激荡的半个世纪里，“浙江人”成了一张通行证，一种信用背书，一套心照不宣的生存哲学，甚至是一套关于如何在中国乃至世界市场攫取财富的完整方法论。

虽有诸般实用，但我认为，“浙江人”的认同并不仅仅是一种功利性的权宜之计，它深深植根于山水文脉之间，蕴含着对世界、对自我、对行动的根本性理解。

经济和经济史非我所长。所以，今天我们先不谈钱，我们谈哲学。

存在主义心学：于现实泥泞中开显意义

浙江东部，雁荡、四明、天台、括苍诸峰连绵屏列，将沿海的甬台温地区与内陆分隔，形成了一个背山面海、相对独立的地理文化单元。天台山南麓，五峰如莲瓣合围，双涧萦回，隋塔孤影映入溪声，古木参天处隐现梵刹，此地便是汉传佛教天台宗的祖庭——国清寺。

天台宗始于南北朝末期，因智者大师常驻天台山弘法而得名，又以《妙法莲华经》为其根本，亦称法华宗。天台宗教义纷繁复杂，有“一念三千”“三谛圆融”“性具实相”之说，我们只观其大略。其精神实质在于肯定现实世界的“当下即是”，反对脱离现实的玄思。在“圆融三谛”的观照下，万物虽有差别，但本质相通，皆可成佛。所谓“如来不断性恶，一阐提不断性善”——佛陀未断性恶，只是不受其扰；“一阐提”，也就是极恶之人亦具性善，只是未能发挥。这种思想已暗含一种积极入世、于现实中求究竟的实践理性。真理不在彼岸，而在此时此地的行动与体悟中。

宋朝之后，天台宗在中土声势渐衰，多数门徒归于禅门，但其哲学精神却深刻渗入了宋明理学，特别是心学一脉。王阳明“出入于佛老”，尤其深究天台宗。其“心外无物”之说，与“一念三千”隔世呼应。他所强调的“心物一体”“即用见体”的境界，亦与“三谛圆融”“真俗不二”的观照方式遥相契合。他将湛然大师“无情有性”“万法是真如”的佛学加以转化，提出“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其核心命题“知善知恶是良知”，在结构上与“性具善恶”思想形成深刻对照，二者皆肯定善恶在本体层面的共存，但天台宗意在打通佛性与烦恼的隔绝，为众生成佛提供终极依据；阳明则借此结构，为道德实践确立了内在于心的、活泼泼的评判与动力根源。可以说，阳明心学正是在对天台宗等佛学精义的批判性汲取与创造性转化中，才得以臻于圆熟，最终确立了其独特的儒家心性论体系。

自汉代以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看似重新连接了天与人，实则构筑了“天-天子-民”的垂直统治秩序，为皇权奠定了“受命于天”的神圣基石，人需通过顺从天子以通达天意。而自天台宗的“一念三千”到王阳明的“心即理”，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宣告了人人皆有通天的权柄，在精神上实现与天地万物的再度连接，消解了由汉代政治哲学所强化的垂直结构，回归先秦天人合一的精神世界。

若说朱熹是唯理主义者，相信“性即理”，强调向外格物致知以探寻天理秩序，那么王阳明则是一位不彻底的存在主义者。格竹子究天理的故事颇有上世纪30年代早期的萨特、波伏娃和阿隆“从杏子鸡尾酒中研究哲学”的意趣；而龙场悟道，则恰如存在主义者“被抛入”世界后的觉醒。

阳明心学的核心“心即理”，将意义源头彻底收归内心；“知行合一”强调真知必在于行动之中；“致良知”则指引人在具体生存境遇中，凭本心明觉去判断、选择、创造价值。这正是一种深刻的存在主义姿态：存在先于本质，人并非被先天规定的真理或价值定义，而是在具体的、行动的、与世界的交道中，不断成就并定义自己。

之所以说其“不彻底”，是因为阳明心学仍未放弃对那个本体的孜孜以求。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强调人是“被抛”的、无本质的、绝对自由的孤独个体，须独自承担全部责任与焦虑。而阳明心学在高扬主体性的同时，始终预设了一个“心之本体”或“良知”作为终极的、光明的、善的根源。它拆除了朱熹式的本质主义的“天理”标准，但追求的不是个体在虚无中的自我挣扎，而是通过“致良知”的工夫，不断澄明并回归那个本自具足的光明心体。同时，个体良知具有共通性，导向“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伦理共在”，避免了“他人即地狱”的绝对孤独与价值虚无。阳明心学兼具了存在主义的行动取向与儒家伦理的共同体关怀，因而是一种未曾割断本体论脐带的、中国式的存在主义。

除了“内在超越”之道，我们还需注意天台宗和阳明心学“工具理性”的一面，它们提供了一套内嵌于超越性之中、高度精密化的实践工具。天台宗有一套系统严谨的修行操作手册，有“二十五方便”“十乘观法”，把玄学拆分成了具体的修行步骤。而阳明心学则将这种“工具理性”彻底日用化、事功化，发展出一套更为直指人心、即用见体的“心法工夫”，如“事上磨练”“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使人能在每一个具体情境中果断行动、即时反思、不断精进。

这套“存在主义心学”，不仅塑造了浙江人的精神特质，也参与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区域现代化路径，或可称之为“江南现代性”。

江南现代性：在“内在超越”与“工具理性”之间

上学时，我的一位老师热衷于谈论“东北现代性”。“东北现代性”或许着眼于一种在宏大的国家工业计划与集体主义叙事中展开的、被组织与被动员的现代性。而“江南现代性”，则呈现出另一幅图景：它似乎源于更分散的民间活力，源自一种将高远的哲学思辨与务实的生存算计融为一体的独特机制。

当我们谈论“现代性”的时候，一个无法绕开的参照系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论证了加尔文宗的“预定论”与“天职观”如何催生了一种独特的“入世禁欲主义”：信徒为了确认自己是上帝“选民”，必须在世俗职业中勤奋、节俭、理性地经营，将财富积累视为荣耀上帝而非个人享乐的手段。这种将宗教超越性压力转化为世俗行动力的心理机制，被韦伯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起源。

同时，韦伯认为，儒家伦理缺乏这种“彼岸”与“此岸”的紧张，故无法孕育驱动系统性理性化经济行为的心理动力。然而，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似乎又证明了儒家文化具有适应并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潜力。‌1980年代，焦虑的国人不免追问：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我们的文化缺了什么？《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等论著便是对这一韦伯命题的回应。

而我对韦伯命题的解法，则是“存在主义心学”与“江南现代性”。

中华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很早便完成了从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变。周代以“天命靡常，惟德是辅”重构政治伦理，确立了世俗政权的基础。儒家虽怀想“三代之治”“大同之世”，却未给“彼岸”留下了多少腾挪的空间，而把这一阵地拱手让给了和尚与道士。因此，中国主流文化中确实缺乏新教徒般的宗教虔诚。

浙江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动力多元复杂，比方说深厚的商业传统得以接续、人地矛盾激发的突围冲动、面朝大海的开放地利等等。这里我们只谈论地域精神特质的作用。从天台宗到阳明心学，“内在超越”与“工具理性”，构筑起了浙江人的精神内核。

“内在超越”指向精神的高度与自主性，无需外在神明或绝对权威的允诺，人凭借自身的觉悟与行动，即可在现实的泥泞中开显意义与秩序，直至“与天地参”的境界。浙江人对赚钱的执念，抛开流俗的物欲，更高的精神驱动力来自“应然之心”与“实然之世”的紧张，来自“本自具足的良知”与“亟待完成的自我”之间的张力，而非新教徒对于救赎确证的焦虑。

这里没有什么神仙皇帝，而是把人抛回自身，要求人在具体的生命境遇中，通过真诚的审察和勇敢的行动，去成为自己，并担负起自己的世界。这意味着自由，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重责任。而各人自负其责的地域性格，又导致了浙江人的边界感普遍较强，在人际交往中注意分寸、尊重隐私、不轻易自来熟。

在旧秩序松动、新规则未立之时，阳明心学的遗产为浙江人应对这种“被抛”状态提供了强大精神资源。其一，它赋予行动正当性和原动力。既然理在己心、不向外求，当外部的政治争论骤然消弭，闯荡市场、创造财富，便是在具体境遇中行心中之理。赚钱，成了一种高度严肃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其二，它提供了行动哲学。与存在主义一样，阳明心学拒绝将人视为世界的静观者或真理的被动接受者。“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真知必蕴含行动，人无法在行动之外确认自己的“知”，也无法在行动之外定义自己的“是”，它消解了“知”与“行”之间的裂隙，最终追求的是“知行合一”的境界。“在事上磨，方立得住”，市场的挑战由此转化为修行的道场：每一次谈判、每一笔合同、每一次攻坚，都是磨砺心性、练就本领的契机。商业成功，成为“致良知”工夫是否到位的世俗标尺。

“工具理性”则保障了这种超越精神不至于悬空或狂热，能够高效精准落地。黄仁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缺乏基于数字、量化、理性计算的“数目字管理”，因而难以自发走向现代。但从天台宗的“十乘观法”到阳明心学的“事上磨练”，一以贯之的，是一种将玄妙境界拆解为可操作、可进阶、可验证步骤的思维倾向。修行不再是不可言传的神秘体验，而是一套有次第、有方法、可重复的“工夫”。这种对可操作性的方法论追求，为接纳和践行“数目字管理”奠定了深层的文化心理基础。

在浙江人的实践中，这体现为一种极度清醒的世俗智慧：对市场信号的敏锐捕捉，对资源效率的极致算计，对合作规则的灵活运用，以及在行动中快速试错与迭代的学习能力。这也是为何许多浙江学生在大学里给人一种“学习不怎么努力，但很会考试”的印象。

随之而来的，是浙江人对可量化事物的崇拜和迷恋。浙江人赚到第一个一百万，便会想赚第二个一百万，想赚一千万、一个亿，仿佛对赚钱有着不竭的动力，正如我的一位师姐所观察到的，“对这件事没啥兴趣的都去了北京”。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世界里，各种价值陷入“诸神之战”。人需要一种可靠的方式来确认自身的存在、衡量行动的价值、锚定生活的意义。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对此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什么东西是最可计量、最可把握的？在商业世界就是金钱，在求学阶段则为分数。

当然，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成功的浙江商人老板们，未必去过天台山，也未必读过王阳明。但文化和传统的力量恰在于此，传统并不在于你的认定，传统是你特别想摆脱却始终摆脱不了的东西。老板们或许没有听过什么“观法”“心法”，但他们一定知道“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及“不争论”的智慧，而这“三论”，实则洋溢着活泼泼的阳明心学精神。

最后需指出，“内在超越”与“工具理性”所塑造的“江南现代性”亦有其局限。不向外求，意味着在缺乏外在神圣秩序或强大集体信念支撑时，个体需要不断从自身挖掘奋进的意义与能量，极易导致精神动力的不稳定性。当自我实现的崇高感，在日复一日的商业算计中被磨损、被异化为单纯的利润追逐时，便可能陷入意义失落。若仅为赚钱而赚钱，行动力或许仍在，却已褪去最初的精神光泽，变得短视而焦灼。

在事上磨，导致浙江人大多倾力于培养对具体事务的责任感，而与更加宏大抽象的民族、国家和文明等命题相疏离，除非能转化为切身之事，否则难以产生持久而炽热的献身精神。因此，浙江人在许多宏大叙事上，或许缺乏稳定的责任感和持久的行动力。

浙江人往往是卓越的改革者，善于在现有秩序框架内进行创造与优化，利用甚至创造规则以达成目标，通过边际创新以改善处境，但他们或许并非天然的革命者，因为革命需要一种对旧秩序的彻底否定、对新世界的乌托邦想象，以及为之牺牲的绝对信念。这，也是阳明心学与存在主义的内在局限，或可为我们理解浙江人在近现代历史变革中的角色，提供一个思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