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数理经济学：从二元结构转型到二元体制转轨的顿悟

中国渐进转轨经济学从开始研究到完成书稿，耗费了近9年的时间。回顾这一研究工作最初的想法、由表及里和逐步深化的过程，也是很有趣的经历和故事。这里开设一个专栏，让读者看到本书后记的叙述，会提高和加深对中国渐进转轨经济学阅读的兴趣和理解。今天发出之三 。

周天勇

2020年底时，自己感觉研究中国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关系，就如做成了一把算盘，可以用，但不知道它的计算公式是什么。也像大学时代在宿舍里吹口琴，我只要会唱这首歌，就能吹出这首曲子。也如同伴惊讶于“这家伙不识谱，但会吹口琴”一样的处境。

一、与发展经济学比较的学理开悟

青年时代，我对刘易斯和张培刚等经济学家的发展经济学著述着迷，感觉这种理论就是中国的叙事。1994年，我还写了一本发展经济学教材。观察世界银行2019年的数据：高收入国家的农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率是3.45%，八个规模较大的中高收入样本国家是9.54%，中国是24.72%。其他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剩余是6.09%，而中国发展水平与他们大体相同，剩余比率高达20.27%，高出14.18个百分点。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正常结构转型中的剩余，而是户籍制度等禁锢形成的体制性剩余。

这种体制性剩余，与其他结构转型国家不同的是，不仅存在于农村农业领域，也广泛存在于国有经济、土地房屋等生产生活资料领域。例如巨额低效率的国有资产，国有单位中的冗员，以及闲置、浪费和低利用的土地房屋等等。

刘易斯和张培刚等发展经济学的道理在于：农业国家存在落后的农业和发达的工业两个部门，在工业化的结构转型过程中，有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向高生产率的工业转移，从而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刘易斯认为，美国20世纪前30年的经济增长中，有1/4来自人口迁移和劳动力转移。

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不仅有落后农业与发达工业的二元结构长周期转型，还有因选择渐进转轨改革道路而出现的低效率计划行政与高效率市场机制并存的二元体制超长周期转型。如果说存在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结构转型学理，那么是否也存在渐进转轨国家的二元体制转型学理？依据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的原理，有乔根森数理模型；那么，依据二元体制转型的原理，能否建立渐进转轨经济的数理模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体制变动会内生地影响国民经济的产出和增长。当然，“体制不能被数量化”是一种常见的惯性思维，因此它不可能作为变量成为内生计算因果关系的因素。这是一个经济学难题。

于是，尽管难度可能很大，我还是尝试撰写一些二元体制经济学的论文，并形成一本二元体制经济学著作。

从理论上看，用定性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无法从数理上证明就是改革推动了增长；现代经济学主流的经济增长模型，因为假定体制既定，也无法证明体制变动内生地影响经济增长。当时我想：将国民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看成是一个由各种体制组装的发动机，观察齿轮和传动带之间有无摩擦、摩擦大小、是否卡顿，观察其能否理想地耦合运转；将国民经济运行看成是一个如江河湖海、水汽蒸发、行云落雨、溪流成河的水汽生态系统的流动循环，观察其是否存在植被破坏、涵养丧失、河道狭窄、水流阻断、旱期干枯、洪期淤积、分布不均等问题。这样，就能对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的过程与状态有一个清晰的刻画。

一个国家的体制改革、宏观调控和发展举措，传统上有两种方式进行决策和行动。一是根据人们的经验和预判，凭着感觉走，边行动边总结边实施。优点是无框框限制，可以创新发挥；缺点是如果错了成本高昂，甚至带来巨大风险。二是根据理想，先进行方向和方案设计，据此行动。优点是行动有主观设计图纸可循；缺点是如果大的方向发生偏差，损失是颠覆性的，而且主观的方向把握和行动设计可能不符合传统中国哲学中经济自然的“道”、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和现代经济学的配置机制。最终，行动不可持续。

那么，社会经济体制安排的行动选择，能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在实验室中进行模拟试验呢？我认为是可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进行第一阶段中国体制改革内在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解放思想，从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跳出来，把握中国体制还存在扭曲这一事实，先把符合中国国情、可进行国民经济运算仿真的装置建立起来。

更重要的是，从自然科学理论的角度，需要描述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国民经济实验室经济运算仿真系统。在2020到2023年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以下进展。

在方向上需要明确的是：中国与俄罗斯、东欧及前苏联其他国家的体制瞬时转轨不同，走了一条体制渐进转轨改革的道路。在一个超长周期的时间中，计划行政和市场机制并存，体制不断地变动，这必然影响国民经济的产量和增长。各种现代经济学主流的国民经济仿真运算系统，由于其假定体制不变，不符合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国情。

因此，建立一个能够刻画体制变动内在影响经济产出和增长的国民经济仿真运算系统，是一个方向性的要求。总体上，我将其称之为二元体制数理经济学逻辑体系。

二、二元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理论十个方面的进展

一门学问，总要有个体系。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在我2021到2023年的研究中，有以下十个方面的进展。

一是定义了体制标准值、体制扭曲值和体制差值等连续变量，以及允许交易和不允许交易这样的体制开关绝对差值变量（即1或0）等概念。最为关键的是寻找可以内生计算的体制变量。在本书前言中已述，这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难但也最关键的工作。实际上，在前述“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中，已经使用了“应该有值但实际值未达到该值”的扭曲，以及“目前实际值未达到应该值，通过体制改革可以纠正”的方法，在运算中已经使用了体制变量，但没有从学理方面加以提炼。

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定义了市场机制影响产出和增长的体制扭曲变量，以及计划行政影响产出和增长的体制扭曲变量。二者之间的差距称为体制扭曲差值，用以表达体制扭曲的程度。在这一阶段的讨论中，从流动循环的思维方式出发，还先后定义了体制闸口和挡板这样的概念。但在后述的第三阶段研究中发现，它们可能是一个体制变量的计算结果，而不是体制最基本的自变量。

二是定义体制性剩余范畴。发展经济学中有农村结构性剩余劳动力概念，其源源不断地从农业向工商业转移，由于剩余得到利用，并且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了一个国家国民产出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实际上，由于体制扭曲，不能由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而优化配置，淤积在低生产率领域的部分就是体制性剩余，表现为生产要素的闲置、浪费和低效率利用。

三是用体制差值连续变量与相关生产要素，建立起改革获得全要素生产率的数理计算方法。可以计算在体制回归、体制不变和体制改革三种变动下，国民经济产出和增长速度的损失、停滞与增加。就农业就业占总就业比率与样本国家的差值，以及国有资产利润率与非国有资产利润率的差值，可以计算已经向工商服务业转移的劳动力向农业逆转移，以及向非国有经济配置的资产再向国有经济逆转移——由于其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造成国民产出和经济增长的损失；也可以计算出体制性剩余国有资产停止转移，或者向非国有经济转移，结果是停止体制转轨会造成改革对增长的推动力趋零，或者转移后提高资产利润率，增加国民产出并加速经济增长。

四是建立对土地、自然资源以及已开发建设但无价格的土地和房屋，在禁止交易和允许交易两种情形下，估算生产总值以外是否存在财富溢值的方法。利用对土地和房屋这类生产生活资料禁止交易或允许交易的设定，建立差分指示函数，用1和0分别表达体制的开放与关闭。这种无价格的资产，一旦放开交易，就会发生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按照一定时间内的交易率，可以估算收入法和支出法中存在的GDP余值。

五是将体制差值变量嵌入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假定土地和房屋进入资本生产要素）的对数生产函数和增长模型，并将土地溢值差分算式嵌入其TFP部分，估算在体制回归、体制不变和体制改革三种情形下，对国民经济总产出和总增长造成的损失、停滞、增加及加速。

六是在预测未来时，由于要将闲置、浪费和低利用的土地和房屋通过改革盘活，使其进入生产和溢值领域，除了前述财富溢值算式要嵌入之外，还需将要素投入从劳动力和资本的对数形式，改为包含土地的三要素投入生产函数。

七是体制改革与产出和增长的动态因果关系，可视为通过在一定时间内对一些关键部位进行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在供给方面将体制性剩余要素和潜在资产——也包括需求侧计算时潜在的消费、投资和出口能力——从体制禁锢中释放出来，形成增加产出和加速增长的巨大生产力的变动过程。

八是从体制改革加速经济增长的状态看，增长率的变动呈倒V型。体制剩余或潜能，在推进改革的周期中，按照不同时段以不同强度释放。每一次大力度的改革体现为爆发式增长，使国民经济产出规模和人均量提升一个水平；每一次改革对经济增长加速的动力都会边际递减，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动能。

九是还要建立需求管理方面分配和需求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函数。供给实现的可能性不仅取决于生产及溢值能力的强弱，还取决于需求容量的大小。中国的体制扭曲不仅存在于供给领域，也存在于分配和需求领域。因此，在二元体制经济中，不同时推进分配和需求领域的体制改革，并不存在供给领域体制改革后自动创造需求的体制条件。将分配和需求领域中的体制标准和扭曲变量找出，嵌入分配和需求函数中，观察通过分配和需求体制改革缩小扭曲差值、扩张生产服务得以销售的市场需求容量，从而释放经济增长潜能。其大力度的改革所形成的增长率状态，如同第八条所阐释，这里不再赘述。

十是很初步地建立了一个资产—货币—债务联立计算系统。当时的算式是：（1）土地和房屋从生产生活资料变为可交易和定价的资产，其与GDP一样也需要货币供应；（2）在高负债发展模式下，债务也需要货币供应；（3）资产（GDP包括土地房屋不动产）需要的货币和债务需要的货币是同一供应数量的货币，它们以货币对资产和债务的不同周转速度保持恒等关系。想法是：在高负债发展模式下，债务越来越多，如果不放开土地房屋交易定价使其成为资产，则债务的抵押信用和货币币值的稳定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建议放开农村宅基地和城乡土地的交易，使其成为可定价、具有担保信用和货币之锚作用的资产。

2020到2023年的研究，在学理创新和实践应用方面的概括如下：（1）基本形成了中国渐进转轨二元体制国民经济运行及产出和增长的数理分析体系；（2）初步搭建了资产—货币—债务联立分析的一个数理框架。（3）第一套系统基本可用于进行国民经济运行及产出和增长的仿真计算；第二套系统可以尝试解释中国经济前期消费价格高涨、后期货币供应规模较大但消费价格较低的费雪悖论。

但研究的瑕疵和缺陷是：（1）对渐进转轨经济分析中主要的体制变量，学理上的抽象和提炼不够聚焦，定义不够鲜明和准确。（2）资产—货币—债务联立分析，虽然在数理方面搭了一个初步的框架，但理论上2001至2022年间并未关注货币金融研究领域的进展；实践上，债务侧出现了“债务乘以当年利率”这样的疏漏。（3）因大学数学学得不够扎实，对变量项之间的合并、干扰、重复、交叉，对静态模型的动态化和求导，推导复杂静态模型中因变量与自变量间的数理关系等，在学理算式表达方面也存在一些瑕疵。

上述这些进展，于2023年汇集为《二元体制经济学——增长解释与前景展望》，同年收入《当代中国经济学文库》，由格致出版社出版。2024到2026年4月的创新和完善，将在后记之三中叙述。